高官腐败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坏更广更深，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着更大的公共权力、支配着更多的公共资源。十八大以来，百余名涉贪省部级高官被严惩，发挥出巨大的震慑效应。据笔者观察，被查高官腐败呈现六个特点。

　　相较于普通干部，省部级以上高官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核心骨干，其腐败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坏更广更深，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着更大的公共权力、支配着更多的公共资源。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坚持反腐无例外的原则，严惩了百余名涉贪高官，发挥出巨大的震慑效应。深入了解被查高官腐败的特点，有助于科学把握新形势下的反腐趋势，提高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

　　个人能力强，潜伏期长。在这些落马高官中，大部分人的个人能力较强。从履历看，不少人出自平常人家，甚至是贫寒，而非社会上人们通常想象的非贵即富。他们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走上高位，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他在忏悔录中详细说到自己的出身：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姐弟多，父亲不仅工资不高，而且要接济老家的兄姐，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艰苦的幼年生活激励了刘铁男勤奋好学，使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他的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组织认可，多次赢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在落马高官中，像刘铁男这种情况的不少。此外，潜伏期长是这些落马高官的突出特征。根据对大部分落马贪官履历的追踪研究发现，首次涉贪时到贪腐情况被揭露时的时差相对较长，平均跨度超过9年，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在第一次贪污或受贿后要等到至少9年后才会被查处，时间跨度最长的甚至超过30年。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从十八大后被查高官腐败情况看，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现象突出。不少高官在晋升过程中，“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而“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圈子文化”盛行带来政治生态严重劣化。拉帮结派的高官相互勾结，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利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腐圈，其征象表现为“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窝案串案增多；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权权、权钱、权色交易频发；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利益输送手段隐蔽、方式多样”等，酿成“塌方式腐败”。如以周永康为权力中心的“秘书帮”，蒋洁敏打造的“石油帮”，令计划组建的“山西帮”等，均无不呈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形。

　　生活作风糜烂。在落马高官中，不少人存在生活作风问题，违反党纪党规、社会主义道德和公序良俗，肆意从事权色活动，生活腐化糜烂。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以“烟、酒、嫖、赌、毒”闻名于江西官场，据媒体报道，与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性“多到数不过来”，被称为是“为情妇打工”的高官。十八大前，官方在通报官员生活作风糜烂问题时，惯用词语是“道德败坏”或“作风腐化”，十八大以来，直接使用“通奸”的情况屡屡出现。如中纪委在对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的公开通报中说：“经查，冀文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私利，收受、索取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事实上，类似冀文林的情况，在落马高官中不在少数。如周永康被指“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等高官都存在通奸情形。

　　胆大妄为，不收手不收敛。新一届党中央在履职之初，明确提出坚决遏制腐败增量的策略，要求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手，为所欲为、自鸣得意的”“顶风作案的，要严肃查处，从重处理，决不姑息”。但在高压惩治的态势下，仍有“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从已经查办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如中纪委在通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三人的违纪违法事实的时候，首次使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等表述。其后，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武成、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等至少50名高官均存在此种情况。

　　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在这些高官中，近九成的人有带病提拔的问题。如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2000年至2014年间，步步高升，先后担任过十多个职位。他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人举报有贪腐问题，但这并未影响其仕途顺坦。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早在1992年时就已犯下腐化堕落的错误，但却直到2014年才被查处，并且一路高升，有着长达22年“带病提拔”史，着实叫人惊讶。事实上，诸如此类情况在落马高官中并非少数。更为有趣的是，有不少高官“边腐边升”，不断获得“带病提拔”，尽管可能其种种劣迹广为人知，但仍然官运亨通、升官晋爵。有媒体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工作作风非常蛮横，不太尊重同事，有时“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作风霸道如同“土皇帝”无人敢言。

　　肆意利用“余权”干政。十八大以来，在打“山上虎”的同时，又打“下山虎”。按理说，退下来的高官不在位、不掌权，为什么也打？原因在于，这些被打的“下山虎”，不仅在任上有贪腐问题，而且退下来后也不闲着，继续利用“余权”肆意干政，为个人、亲友和他人牟取私利。据报道，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退休前在政商界混得“游刃有余”，退休后更是杭州政商圈里的“活动家”。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在2012年退休后仍身兼数职、频繁亮相。他担任至少4个协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或执行理事长，多次出席活动，极力推动其老家湖北新洲的“问津书院”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和斯鑫良与陈柏槐一样，湖南省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宝华退休后游走于湖南政商圈，发挥“余热”。典型的代表可能就是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退休后的赵少麟不甘退居幕后，直接在赵晋公司担任顾问，助力儿子的“商业帝国”。有知情人说：“赵少麟时常出现在赵晋公司，出席一些重要会议。如果财务支出超过50万元，就必须经老爷子签字。”2014 年6月，其子赵晋被查。儿子出事后，赵少麟曾亲自到天津收拾残局，实行裁员计划，留下骨干，希望东山再起，还亲自任命南京、天津、济南三地的临时负责人，胆子之大，让人唏嘘不已。

　　（作者分别为江苏省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南通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